是「装病的坏人」还是「疯狂的病人」?台大精神科主任谈司法精神

时间:2020-07-15 作者:
死刑的适格性

我国已立法实施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」及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」(简称两公约),法院裁判时须遵循联合国「保障死刑犯人权保证条款」决议,对于精神障碍(mental disability)者不得判处死刑。

但针对精神障碍及精神疾病的定义,两公约并没有详细解释。试问:「过去曾经有精神疾病、但是现在没有」,这样可以算有精神疾病吗?或是,一旦有精神病,是否就可以被认为终身有精神病呢?根据临床经验,这是不一定的。

精神疾病的定义非常广泛,概念範围也不是非常清楚,过去临床诊断上被视为精神疾病的案例,若按照修订的正式最新诊断标準来看,有可能已经不算是精神疾病了。此外,过去曾经罹患精神疾病,现在已经缓解,没有精神症状,要说他目前有精神障碍(失能),当有争议。当然,有些精神疾病经常有慢性化的现象,患者一经诊断之后,可能无法确认其有「痊癒」之日。

但是我们目前也不知道两公约所提到的精神障碍,是否意指「过去有精神障碍且目前存在精神疾病的诊断」就够了,或者仍须「目前有明显精神症状及精神障碍」才有免除死刑的适格。

最后,到底精神疾病症状要严重到何种程度,才能符合两公约所称的精神障碍?至少在台湾目前的司法界仍然没有共识。若从有利于被告的观点而言,或许要宽鬆解释;但是担心精神疾病诊断变成「免死金牌」的人,可能觉得死刑可以遏阻犯罪,认为严格解释精神障碍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
台湾目前在废除死刑及适用两公约仍有明显争议的情况下,司法实务界对于两公约的「精神障碍」意义为何未有共识,司法精神鉴定医师仍须自行提出诠释意见,再由法院进行审酌。

诈病有迹象可循

诈病的行为,不管「演」得如何维妙维肖,很多时候终究会有迹象可循,可以让鉴定医师从中找出矛盾点,揭穿诈病的企图。

一般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的知识,多来自于小说、电视、电影等通俗的刻板情节,鉴定时有时会遇见被鉴定人模仿戏剧节目的情节,将精神疾病的言行「演」得令人啼笑皆非。

其实,装病有迹可循,每一种精神疾病都有其病程发展的典型情形,有些常态性的症状表现,医师根据临床专业经验(心中的那一把尺),可以判断出被鉴定人所描述及表现的症状是不是假装的。

除非诈病者本身是精神科的医疗人员,长期观察过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行为,否则不太可能会知道要装到什幺样的程度(不太夸张也不太轻微)才像真的,所以,「良好的」诈病其实并不容易。

一般来说,抑郁、缄默、记忆缺损,最容易假装;失智、幻觉及妄想,则不太容易;躁狂兴奋状态、意识障碍、僵直状态,则最难装得出来。

诈病者描述自己的疾病,常常主观又模糊,抱怨头晕、头痛、脖子痛、下背痛、胸口不适、焦虑、忧郁、记忆丧失等,当医师追问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时,为了构思回答,反应速度常常因此变慢(非精神疾病所致);而且有些诈病者报告的症状与其客观的举止互相矛盾,或者自称有幻觉或其他精神症状,但事实上其描述的内容并非这些症状的展现,严格而言也不是精神病理现象。也有人模仿家中其他人的精神疾病症状,辩称自己有家族病史,自己也有这种病,把病情描述得很严重,但是检查时却没有发现该疾病所特有的生理现象。

医师不会只凭被鉴定人的主观口述就下定论。临床上经常听到被鉴定人指称癫痫发作,导致作出犯罪行为,但是透过实验室检查却又找不出任何异常,此时不排除有可能是想利用疾病来脱罪。

「我忘记了」常被当成理由

一个人若想说谎,最会说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「我忘记了」。在面临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时,法官必须去釐清加害者是因为「不想说实话」,还是因为精神疾病而造成了失忆情况——一个人可以很轻易地说出「我忘记了」,但,是什幺原因导致「忘记了」,就必须区分出来。

临床常见犯案嫌疑人以「记忆缺损」(失忆)做为声请交付鉴定的理由,想以失忆来逃避刑责,以为靠一句「忘记了」就足以卸责。所幸从事司法鉴定的精神科医师有判断事实真相的理论依据,得以观察、判断出真假之间的线索。但是,根据心智科学对于人的记忆的研究,我们对于记忆有许多迷思,有时候客观的情境证据更具有参考价值,而司法精神鉴定医师也必须注意,不要让自己落入同样的迷思之中。

换一个比较轻鬆的说法来解释,也就是如何判断眼前的被鉴定人,是真的精神异常还是假的精神异常?精神科医师练就一套内在武功祕笈,不是光凭对方一句「忘记了」就可以轻易被唬弄过去。精神科医师会去了解「你是怎幺忘记的?」如果忘记的理由或过程太超乎常理,我们就会採取较为怀疑的态度。

记忆缺损(失忆)的现象确实是有可能存在,酒精或药物也会造成记忆缺损,精神科医师必须去查证,釐清是「当时哪个情境特别记不清楚」,还是「其他情境也有类似的反应模式」。而且,若目睹犯罪过程的证人之证言或其他影音证据显示,犯案者虽然有酒醉,但是言行仍反应出对于周遭情境的理解与行为控制力,则必须怀疑其失忆有诈病的可能。

此外,在发生记忆缺损的情况之下,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少,以及在记忆缺损的情况之下,犯罪嫌疑人有无自由意思,均是调查的重点。上述使用酒精或药物所造成的记忆缺损,也可能是犯案后记忆提取困难所造成,并非代表犯案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幺。但是此种情况已经不是诈病了,而是记忆缺损与刑事责任能力程度之间的议题了。

书籍介绍

《正常与疯狂的天秤 谈精神疾病与司法鉴定》,心灵工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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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吴建昌,台大医学院精神科主任,参与司法精神鉴定工作多年,参与国内诸多重大案件的鉴定工作。

随着近年国内发生多起令人惊骇的重大犯罪案件,司法精神鉴定成为媒体及大众谈论的焦点。本书作者吴建昌医师,为国内司法鉴定之权威。吴医师列举国内外许多经典案例,从精神医学与法律两种角度,剖析两者如何看待诊断与精神状态,以及澄清精神疾病与犯罪关係。在书中,吴医师也详述了司法精神鉴定的原则、判断关键,并釐清大众的误解。

司法精神医学一直在台湾司法系统中扮演着沉默的桥樑角色,鉴定医师们努力将精神病理学事实翻译为法律事实,协助法院达成司法正义的目的。更重要的是,司法精神鉴定与每个人都有切身关係,充实这个领域的知识,刻不容缓。

是「装病的坏人」还是「疯狂的病人」?台大精神科主任谈司法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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